第一次讀此文還是在一年前剛進入建築係的時候。
一年過去了，我不敢說我的建築品味有什麽提高……只是再讀此文，可以想得更多一點吧。
路易·康和貝聿銘，這兩位同一時代的比肩站立的建築大師，同時也是建築行業中足以匹敵的競爭對手。但他們兩次重大的交鋒，即競爭甘迺迪圖書館和美國國家美術館東館的設計項目，最後都以貝的勝利告終。
作為猶太移民的康和作為中國移民的貝在他們的出身、經歷等方面有著許多相似之處，然而，他們的思想。行為以及處事的態度不同決定了他們必然會有截然不同的境遇。在我看來，這些差異直接歸結於他們從小感受到的不同的文化氣氛和所處的文化背景。
西方文化認為，人類的精神是創造的精神，人類得以延續和發展，從根本上說就是這種創造精神作用的結果。從古希臘開始，整個西方社會的知識體系就十分注重理論成果，西方社會的科學體系重視幾何，重視邏輯證明，重視在科學實驗的基礎上加以理論的概括，這就是他們後來在科學上達到巨大理論成就，乃至於整個現代科學體系都源自西方的原因所在。
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和東方自然科學體系，看重的是技術成果，重應用，輕理論。整個東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體系，幾千年一脈相傳，都是看重眼前能收到的效益，而很少去窮根溯源事物的本質原理，冥思苦想未來的理論和可能性。中國人重現世，傾向實用。而西方人卻重後世，願意窮畢生精力去探索一些眼前似乎看不到什麼直接效益，甚至對自己這一代人毫無用處的事。但這樣的研究卻澤被後世，從更深的意義。更廣的角度創造了巨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所以，儘管中國科學技術和生產力曾到達世界領先的水準，卻日見式微，近代中國業才會有賠款、挨打的屈辱歷史。而西方社會，儘管曾被我們的祖先斥為“蠻夷”，卻成為近現代科學技術的發源地。這是不同民族，不同社會文化心理作用的結果。
建築，作為“石頭的史詩”，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領域，忠實地記載了當時的科學技術水準和社會文化心理。而建築師，作為社會的個體和建築的創造者，其思想、行為、經歷反映了他所屬的民族和所處的時代的社會的特色。康出身于一個名望甚高的猶太家庭，自小深受西方宗教、音樂、文學的薰陶，他的建築思想深遂，理論發人深思，造就了整整一代人，被稱為“建築詩哲”。而貝卻出身于中國士大夫家庭，同樣有著良好的家庭背景和教育。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貝從不涉足理論。康的一生，深深體現了西方文化重創造、重理論的文化思想的影響；而貝的一生，則折射出重技術，講實用，輕理論的東方文化思想。或許因為這個原因，在他們各自事務所的經營活動中，康經營慘澹，債臺高築，而貝則財源滾滾，興旺發達。
西方文化有一種看法，人類的精神——創造精神不斷地再生於追求新的領悟的人的身上，或者那些肩負著使世界更豐富的責任的人身上，這些人往往領先於他們的時代。儘管他們在世期間很多 困潦倒，但我們卻因他們的努力而富足。康就是這樣的人。在一個已經被宣佈為“形式創造者未日”的時代裏，他是一個形式創造者；在一個方法論盛行的時代裏，他是一個藝術家；在企業化競爭的時代裏，他是一個受苦的人類。追溯一個人外露的氣質，那麼他最原發的文化歸屬，正象一個酵母，決定了今後在外界條件下，整個發展過程的特徵。探索一下康的成長經歷，對於瞭解其思想也許不無意義。
路易·康從小即以宗教、音樂以及哥德、庫勒等人的文化作品為精神食糧，並且相當程度上受浪漫主義和存在主義的影響。因而，康在成年後，才會對人類的意識(Consciousness)、實存(Existence)及它們與建築的關係作苦苦探索，並且如同另一位偉大的美國建築師F?Wright一樣，成為“那個時代的詮釋者和偉大的詩人”。
日本建築師香山壽夫評價康的建築跨越了兩個時代：現代和後現代。他不但有設計作品問世，而且作品常常伴有自成一格的理論支持。他的理論，既有德國古典哲學和浪漫主義哲學的根基，又揉以現代主義的建築觀和東方文化的哲學思想，甚至包括中國老莊學說。他既從事建築創作實踐，又從事建築教育。在建築理論方面，他的言論晦澀、艱深，然而又充滿隱喻的力量，發人深思。“康為今日活躍的建築思想奠定了哲學基礎。……他的作品既不與現代主義的標準品類相符，也不與已經到來的後現代主義一致。無疑他會把後現代主義就歷史形式的浮華應用視為過於油滑的戲劇化。但在另一方面，正是康為這一切創造了可能性。戰後幾十年中為了打開這一觀念形態之門，他比以往任何人做得更多。同時打彼了包豪斯影響下的現代主義獨步美國建築界的束縛。他的追索不僅為這個時代帶來了一批作品，其中包括若干傑作，而且帶來了新鮮的氣息”（戈德伯格）。
康作為一個建築家是成功的，在建築行業擁有無比崇高的聲譽，然而，作為開業建築師的康的命運卻很悲慘。學校畢業後的前3O年，他的生活是一段並不令人羡慕的苦苦奮鬥經歷。他的成名作是耶魯大學藝術畫廊的擴建項目，在此之前，沒有多少重要作品問世。藝術畫廊這個項目是既照顧歷史環境，又竭力求新的二元做法，是傳統與現代的交織，在這種交織的過程中，康從幼年起蓄積的文化素養終於迸發出異彩。雖說建築學是老人的職業，但象康這樣年過半百才脫穎而出的也很少見。成名後的康本可以利用自己的聲名和當時現代運動改道轉轍的時機，給自己掙來更多的業務，名利雙收。然而，他卻仍然十分認真地對待每個設計，有時甚至顯得遲緩，以致失去不少機會，並使他的小事務所難以維繫。在他死後，事務所債臺高築，瀕臨破產的邊緣。
與康同時代的貝聿銘的境遇卻與康截然不同。貝聿銘有著“與生俱來的商業建築觀”（戈德伯格），他的建築與金錢、權力和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卻仍然令人流連忘返。在貝的建築中人的自豪感，人對萬有引力的勝利和追求權力的意志都呈現出看得見的形狀。“建築是一種權力的雄辯術“（尼采）”。儘管貝本人的性格也充滿了神秘，令人難以捉摸，但歸根結底，賦予貝聿銘漫長求索歷程一種英雄主義色彩的並非貝聿銘本人的建築或他的個性，而是由於他在現代主義流派盛行一時和備受責難時始終堅持現代主義的做法。他童年時代所受的儒家文化交給他連續性的重要意義，因此，沒有拋棄現代主義風格，而是把它人格化，賦予它高度的精湛和美麗。
貝聿銘一生從不涉足建築理論。或許是他所受的注重實效的東方文化的薰陶，令他只關注如何蓋出好房子，而不去探索房子的本質是什麼。為什麼要蓋房子？作為開業建築師的貝是十分成功的，他的事務所起步時即有著7O多名員工的可觀規模，全盛時更達到3OO多人的“建築王國”，事務所任務飽滿，人才濟濟。貝集中力量爭取能給他們帶來自我表現機會和名望的業務。幫助貝獲得大量高級業務的一個秘訣就是他個人的不俗氣質，貴族風度，文雅而善於表達推銷自己的談吐，溫文爾雅而又堅定不移的性格。這些特點與貝從小在祖父膝下受儒家文化的教導不無關係。孔於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儒家教導強調，美德行為賦予“君子”一種能夠轉化為給人影響、受人擁戴的威望，受其影響，貝聿銘明白為人必須謙恭，但不能僅僅為謙恭而謙恭，而應該把謙恭當作通向權力的手段。
在甘迺迪圖書館項目中，如果成立一個建築評判團，單單就建築本身而言，他們很可能會選擇路易·康。康站在第二代現代主義的前沿，重新解釋著包豪斯風格嚴肅的建築遺產，他設計建造的理查茲醫學研究大樓使貝聿銘設計的全國大氣研究中心相形見做拙,然而，康生性靦腆，熱衷於空想，不時陷入形而上學的沉思，而且舉止笨拙。 “在建築業中，傳信人本身通常就是一種資訊。可憐的路易·康是他那個時代具有遠見卓識的建築師之一。他有話要說，卻無法表達。他滿臉疤痕地站在觀眾面前，嘴裏咕噥著神秘難懂的字眼。他不是那種輕而易舉就能得到別人愛戴的人。而貝一走進房間，光芒也隨之而來。他精力充沛，信心十足，令人為之傾倒。換了你，會選擇誰呢？”（斯賓羅?科斯托夫）
同樣，在競爭國家美術館東館的項目時，康這位建築界思想深邃的哲人並不善於推銷自己，他從來不會掩飾自己的笨拙舉止和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言談措辭，結果，那些不熟悉他的贊助人員覺得他十分古怪。當業主爬上漆黑的樓梯，來到康那間位於一家煙草店上方的工作室裏，發現穿著隨便的助手們正在陳舊的傢俱的廉價分隔牆之間工作。結果令業主對康的印象大打折扣。
而貝聿銘則不一樣，在康失敗的所有地方貝聿銘都表現得極其出色。他是公認的禮儀大師，並且他的、工作室高雅得體，常春藤聯盟的優秀畢業生在裏面穿梭忙碌。與作為一位亂糟糟的猶太知識份子和學者的康相比，貝所交往的是甘迺迪家族、基督教科學派等客戶。在建築方向上，康所致力的是猶太會堂、教堂、實驗室、教室等沉思性的集會場所，而不是摩大大樓和公司辦公樓等象徵權力的一目了然的機構建築物；貝的那些妥當得體的幾何造型所體現的卻是高層次的城市建築。“康和貝在許多地方很相似，但康是局外人，貝是貴族”（羅怕特?斯特恩）。
對於耶魯英國藝術中心那樣的小型博物館，康是一位完美的詩人；但對於東館這個龐大專案的各種要求來說，貝卻是合適的人選。貝的耐心、社交才能、敏銳的洞察力以及他與人打交道的技巧，都是他成為一名傑出建築師的重要原因。建築，這項事業要求的是一種綜合性的能力，尤其作為開業建築師，還必須掌握公關技巧，學會協調方方面面的關係，既要能實現自己的建築理想，義要能維持事務所的良好經營。從這方面講， 錯 銘是兼具務實的作風和大師風範的傑出範例，在他的身上，精明務實的思維與精妙的大師風格融為一體，因此他的成功也是顯而易見的。
路易·康和貝聿銘在他們一生中都給“建築”這兩個字眼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儘管他們的差別也是如此明顯。貝作為個人極其成功，他的傑出的建築作品對整個建築界的影響和貢獻無疑是巨大和深遠的，但他專注的是實際工程，很少給後來人留下系統的理論和主動的影響。康卻不一樣，他一生在建築的理論和實踐上苦苦追求，他的探索啟發了一代又一代建築學人。他告訴我們有關我們所生存的世界，也告訴我們建築曾經是，也可以是“精神”。
